#知青#
离开西安下乡 课
作者：宋亚南
离开西安
年11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离开了西安，来到商南清油河。
6号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因为恰巧每个月的6号就是我家在西安时的购粮日。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东西都是计划定量供应，比如煤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碱面票……。粮食是一类统购统销物资，更是每个人定量供应，十分珍贵。
姊妹五人——年摄于兴庆宫公园
我们家男孩子多，人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我家粮食总是不够吃。那时候油水少，每个人每月凭票供应四两油，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还有过一个人一月一两油，一切吃的东西几乎全凭票供应，包括肉、蛋、豆腐、粉条……，等等，量很小，准确的形容呢？应该是:还不够塞牙缝的。
我记得很清楚，有过一段时间，政府体恤民情，每月每家发一张"胡芦头"票，可以凭票到指定的国营餐馆买一碗有两片肉和几小块肠的粉汤，以给大家补充点儿油水。我们家共七口人，这事儿一般由我来完成。
餐馆是南院门的"春发生"大肉胡芦头，据当年的传说，此馆子在西安市的名气首屈一指，原因有二:一是百年老店，味道正宗。二是大气，一碗粉汤里除了有猪大肠以外还多放两片大肉，故在西安独占鳌头。该餐馆离我家很近，也就是一站路吧。我每次用家里的中号钢精锅端回来两碗，一碗两毛，两碗四毛钱，然后加水加菜做成一大锅，那个香啊!
全家人就能开心地过个“小年”。由于粮食短缺，每一个月都很难接到下个月，所以十几年中每个月的6号，都是我们全家人期昐的一天。这个情景，那个年代用过粮本儿的人都知道。
还有一个更难忘的日子，是年的5月28日，这一天是我下乡的半年以前，父母带着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被迫随居民下放到了渭北的合阳县农村，成了农民。因为我姐初中毕业后刚刚有了工作，而我又坚持不愿意随家去合阳，想等着到毕业时跟集体走。
我与南大街派出所纠缠了两天， 终于把我的户口单独迁出，留下来了。全家七口人走了五口，全部原因都来自于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第十一期学员。
我的爷爷宋耀堂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教书先生，对儿女们的事情虽然管教甚严，但并不过多的干涉他们对自己职业的选择，在此简述一些我叔叔宋捷当年的情况：
他刚上初中时同班里的几个男生由班主任老师(地下共产党员)带领，说是出去郊游三天，偷偷的去了陕北延安。三天后家长们不见孩子们回来，开始互相打听，但都不知道内情。
有传闻说孩子们可能是跟着老师去了延安，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就找到在学校工作的爷爷，爷爷告诉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再打探打探，等等看。
在家长们焦急不安地等待了一个星期后，有人带来了孩子们的消息及信件，果然是去了延安，给各位家长都报了平安，言已在“抗大"继续上学，叫家里的人放心等等，至此，大家也就放下心来。
叔叔这一走便一直到西安解放，路过西安时才得以与家里的人见面，小住以后就随军南下。 暴发后，叔叔所在的23军被调到中朝边境，这时他已经是年轻的"老革命"了，任职团参谋长。
其间叔叔写信邀我爷爷和我父亲前往驻地相见，爷爷没有去，只父亲一人前往，小住半月有余。其间叔叔曾想让父亲也随军工作，商量结果，因为爷爷和我母亲及孩子均在西安，还未安排妥当，父亲放心不下， 还是只身返回了西安。
谁成想，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年叔叔奉命随部队赴朝作战，半年后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时年才32岁，一直单身未婚。
(原件照)
父辈的一些事情是昔日我在西安六中上学时，有一段时间我与爷爷同住在六中附近的庙巷大姑家，爷爷闲来讲给我的。我的父亲是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爷爷对两个儿子都去当兵的态度很明确:都是保家卫国，好男儿志在四方。
家中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民党员，爷爷是"革命烈属"，随大儿子(我父亲)生活，在革命烈属的护佑下，我家基本上都是过着平静的生活。父亲曾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劳动改造三年，至年期满解除，恢复了正常的公民身份。父亲一直在国营企业工作，工种级别是电工5级。
文革开始，父亲的原罪被造反派再次翻出来。并牵扯到全家，在西安市西木头市小学教书的母亲也丢了工作，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声中，随闲散居民去了陌生的农村。
人常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才时隔半年，我也得去当农民，似乎够倒霉了?但我并不完全这么想，头一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使我早已有了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巷子里昔日的小伙伴们几乎都走光了，我还能留得住吗?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
离开养育我长大的这个出生地，心里确实有不舍，有失落。在承受家庭巨变的同时，我又独自一人，仅靠姐姐十几块钱的工资接济我勉强糊口，这凄惶而又迷茫的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待够了!
别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离开温暖的家，而我早就没有了家的感觉，我离开的是西安，而不是家。
想起一句不知道在哪里听来的话:“长安虽好，却非久留之地。
商南县清油河
商南县位于陕西省的东南角，地处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八县的交界处，是陕西名符其实的东南门户，也是秦岭南麓的一颗明珠。
丹江润泽着这片神奇的土地，盛产茶叶、花生、芝麻、油桐、板栗、核桃、生漆……，是我国桐油和生漆的主要生产基地县之一，森林覆盖率超过62%。由于其处于南北交汇的特殊位置，形成了兼具"北国之豪迈"和"南国之灵秀"的独特风土人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富余的平原地区与落后山区的差别，非常巨大。我们下乡的商南县属于山区，当时在我们知青眼里，这个小县城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关中地区的一个小镇子，其古老和沧桑令今人难以想象。
一条主街道几乎就是县城的全部面貌，从南到北能有几百米长，反正一直走到头儿也就是个十来分钟。街面是沙石土路，坑坑洼洼，宽窄不等，遇到了下雨天走几步就会泥糊了鞋子，若是穿的草鞋，则一定会弄泥了裤腿。
街道两侧除了破旧的房屋或者院墙以外，有物资局、学校等几个机关单位，再就是散落着很少的几家门店，小小的裁缝铺、小土产店、杂货铺、邮局等。
比较显眼的是街南头儿的县招待所，算是个大单位，有十来间小屋，主要是供长途车司机和少数远道而来的客人过夜的，冬天还给客人生一盆儿木炭火取暖，服务员们都十分厚道和热情，我后来住过几次，真是宾至如归的感觉。
从南向北约几十米远有一家县城 的国营食堂，供应着几样简单的饭菜，除了有外地人或者少数本地人偶尔光顾，里面吃饭的人很少。一顿饭几毛钱，还要粮票，农民一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这县城附近最富足的生产队也不行。
我在商南县连下乡带工作共待了6年，也下过几回馆子，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记忆：野狗多，瘦骨嶙峋的狗在街上乱走，一门儿心思在各个角落踅摸吃食，有时在馆子里吃饭的人，还没有在腿边儿上来回乱窜的狗多。
当年还是统购统销政策，一切由政府定计划。地里该种什么，种多少，生产队说了不算，得听上级安排。不允许搞多种经营和副业，也不许自由买卖农副产品。每个生产队有交猪的任务、交鸡蛋的任务和交油的任务……，更不用说交公粮的任务。
先公后私，谁也不敢违反规定。即使有剩余的粮食、食油、鸡蛋、甚至核桃、花生等，一旦发现有人私下里交易，轻则没收，算是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重则有可能犯"投机倒把"罪而当罪犯处理。
尽管政策一直都是高压态势，但私下里的小买小卖还是偷偷摸摸不断，甘愿冒险的原因很简单:市场价要比公家的收购价高出好几倍，真应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话。
县城附近的农民虽然穷，但他们好歹还能借点儿光，在城里卖个柴禾，卖个木炭，或者卖个自产的蔬菜、野果、药材等等，离县城远一些的地方就不用提了。
街道的中部有一家国营百货店(须说明一下，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不允许私自交易的，所以只有国营或者是集体合营)，由于任何物资都匮乏，许多商品都在计划供应的范围，光拿钱是买不来的，还得有各种票证才行。比如买糕点要有粮票，买布要有布票，还有油票、糖票、肥皂票等等，所以店里也没有多少可卖的东西。
记忆深刻的只有两件商品，一是长年摆着几双皮鞋，二是还摆着几块手表。我路过时老想看，又不敢多看，价钱贵的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跟我同在商南铬矿工作的同学张文庆，年就是在那个店里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元，带在手上令我羡慕不已。因为我们下矿井是三班倒作业，非常需要有块手表好掌握时间。
我工作后有一年快到年底时，想着过年时能穿着回西安，我又是咬牙又是跺脚地也在这个百货商店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我这一辈子买的 双皮鞋，真正的全牛皮。后跟挺高，约有20毫米，全部用牛皮一层一层垫起来的，结实的要命。这双12块钱买来的宝贝皮鞋跟着我走南闯北，历尽艰辛，整整陪伴了我12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县城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是县文化馆的大礼堂，座落在主街中部的西侧一条小巷子里， 是个多功能厅。有戏台子可以表演各类节目，可以放电影，开大会。我们到县上演节目时上过这个戏台子，开"五干会"时在会场的地上睡过觉。因为开大会时来的人多，只有大礼堂的这个“大地铺”才能解决问题。
大礼堂里摆着好几十个长条椅子，全是用大约两寸宽的木条子钉成，一条椅子上能坐四、五个人，不上漆，都是木头本色。白天开会坐人，晚上都搬到一边儿堆起来，腾出地方好打地铺睡人，很方便。
商南县清油河公社是我们西安市六中知青的插队地方之一，另一个插队地方是商南县富水公社。清油河镇是座千年古镇，位于商南县西面 0华里处，是清油河冲刷而形成的一处不宽阔但却很深远的小川道，河水从北面的崇山峻岭中蜿蜒而来，经过我们的门前，穿过国道，途经清泉公社向南而去， 汇入丹江。
相传五代后期，宋朝的开国元勋郑子明曾经在此地以打油、卖油为生，因其油清香明亮，远近闻名，人们便将柳林河改名，才有了现在的清油河。
当我们以知青身份去插队时，已是文革的第四个年头，清油河公社己更名为"红卫公社"，以适应"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形势。
商南县清油河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网络图片图文无关)
清油河镇其实主要是指长约两、三华里的清油河街，街道虽然不宽，却是千百年形成的重要民间集市。老街的两侧原来都是各种小门面房，民国八年因为发大水冲掉了东侧的全部房屋，从此清油河街就成了独特的半边街。
街上开有各种杂货店铺、油坊、酱醋坊、当铺、旅店、饭馆、骡马店等等。每逢农历的三、六、九都有小集会，而每年的春天农历四月十五号和秋天的十月十九号则有大集，就是名传百里的清油“古庙会”。
届时要演三天大戏，邻省周边各县及四乡八码头的生意人，方园百里的百姓都来赶集，商贾云集，各类农耕及生活物资的交流和买卖热闹非凡，几里路的街上有各种小吃:油茶、麻花、米汤、炖豆腐、糊辣汤、烩菜、烩狗肉、烩羊肉、烩猪肉等等，小摊儿一眼望不到头儿。其阵势之大和繁荣景像盛极一时。
大约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人民公社"，集体化，统购统销，街道上的所有商贩、店面也随着消失或被取缔。私有制被消灭以后，街上的所有住民身份除了极个别"公家人"以外，统一成了“人民公社”社员，即归各生产队集体管理的农民。
7O年代，生长于陕西商洛地区的 作家贾平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这样评价清油河老街:一半儿是人的街，一半儿是猪的街，此言一点儿不差，极其准确。
再教育 课
商南县距离西安有五百多华里，从兰田开始进山，途经黑龙口、商县、丹凤县，一路上崎岖蜿蜒，翻山越岭，有桥过桥，没桥过水，需要两天时间。大卡车迎着凛冽的寒风，第二天经过 的山路十八盘时，灰色的天空还飘了一阵子小雪花。
我和同班同学李凯林、潘维哲，临行前已经在学校商量好了，挑选了商南县清油公社清油河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作为插队地点。我们和另外的几个同学坐在大卡车的大厢板里一路颠簸，跟着来接我们的公社干部老杨，天黑以前到达了清油河。
(网络图片图文无关)
接我们的老杨是清油河公社的文书，大名杨新华，当年负责管理插队到公社的全部知识青年，为了接人他已经到西安六中去了多次。
清油河街是南北走向， 站是离公路最近的街南头十一队和七队，这里地势比较开阔，而三队还要向北再走一里多路。当时十一队已有了四班的顾明生、张季梅和董鸿滿三个人。
七队是四个指标，当时只有两个女生，即我们二班的龚丽兰和刘有荣，还空着两个男生指标。不记得我们仨当时咋想的，心一热，临时决定先下车，先在七队待几天再说，要是比三队好，就不走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七队的两个女同学还是比较欢迎我们仨。一明两暗的三间房连着，中间是厨房，南边的空房子是给两个知青留着的，太现成了，先住下再说。
实地考察，清油河老街处于河道的西侧，由于地势较低，害怕涨水时会漫上来，专门在街道东侧修了一条长长的石坝挡水，以防万一。碎沙石铺垫的街道约有二里多长，最窄处只能过一辆卡车。
街道西侧是一溜儿住宅。在人民公社时期清油河大队分成各个生产小队，从北往南:一 四五六七……，三队与四队之间有个清油河小学，门前是一片儿空地，算是小学的操场，也是社员们开大会的地方。
西头儿修了个小戏台，算是街面上一个文化活动等等的中心吧。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本来用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小舞台，文革中变成了专门开大会批斗各类"阶级敌人"的“黑台子”。
与街道西侧住宅相对的街道东侧，与大石坝之间的几米间隙被充分利用，是一家一家连着的一溜儿猪圈，其中加杂着厕所，真是一半住人，一半儿养猪。贾平凹后来所看到的情景基本没变。
石坝内长着一长排大柳树，树荫下猪儿们愉快的生活着。夏季的晚上，石坝上坐满了乘凉的人。不是雨季的时候，一百多米宽的河床上只有三分之一有流水，河水清彻见底。河滩上、河水里是孩子们嬉戏的 ，摸鱼捉蟹，追逐打闹，玩得不亦乐乎。
也有人下河洗澡、玩水，我们仨一到热天几乎天天都去河里泡一会儿，极舒服。有一次吃完了午饭，我赶紧就到河水浅处找好一处位置，头枕一块儿石头，在流水中睡的香得不得了，还做起美梦来了，被水呛醒后一时都弄不清是咋回事?
按当地的习俗，女人是不能下河洗澡的，穿着衣服也不行，半大的女孩子也不行，没有人敢破这个规矩。
顺着河岸的一长排大柳树，长得枝繁叶茂，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听生产队的人讲，在60年代末的那几年，这些大树都是立了大功的。
那几年粮食极其紧缺，交了大粮(公购粮)以后，粮食所剩无几，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大家就想办法吃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河边儿的这些大柳树可管了大用，从春天开始发出的嫩芽一直到长成的树叶，都被社员们摘下来吃掉了，所以它们是救过人命的大功臣。
经过几天的转悠，已经能确定七队要比三队的条件好一些，我们打算就待在七队。三个人心里都想着:咱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小山沟儿，看上了你们七队，不就多出来一个人么?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住在七队那几天一点儿也没有消停，我们仨要么出门四处转悠，找别队的同学们闲谝，要么就是被公社的、大队的或小队的干部们谈话、做工作，目的很明确，要么留两个人，走一个，要么都走。哪个生产队应该安排几个知青是各级领导人早已计划好的，反正不能违反规定超员。
我们仨也有老主意，不就是多安排一个人吗，有啥不行的?不管，就赖着不走，看能咋?可是住过快一礼拜了发现有些不大对头，队上不接收就不能去上工，跟着去也白搭，队长不给派活儿。
(网络图片图文无关)
还发现队上的那两个女同学也不像才来的那几天好好的给我们做饭了，有时我们仨过了饭点儿回来也没有留饭。
这难不住我们，我们自己动手。捞面，锅盔，糊汤，想吃啥就做啥，也不懂得客气。
可我们仨多能吃呀，三下五除二，她俩的那点儿粮食就快吃完了，而我们的户口还在公社，暂时没有粮食可买，再说这整天闲逛也不是个事儿呀?眼看着不好再坚持下去了，仨人一商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七队不要我们，这清油河我们还不呆了，走!到富水公社去看看，重新找个更好的地方插队。
说走就走，第二天，等两个女生去上工了，我们立即动手做饭，吃饱喝足直奔富水。
富水公社据说是商南县条件 的一个地方，平地比较多，离县城近，交通也方便，还有水田，有大米吃。厚道的商南人把 的地方拿出来安排西安市来的知识青年。
我们仨先走了40华里到了县城，心里有事儿也没有心情逛街，直接又走了20里就到了计划中的 站:茶坊大队第六生产小队，这里有先期插队的三个同班男生:余更生、范六零、郑学利。
天已经麻麻黑了，同学相见，分外亲热。谝了一会儿，他们弄清了我们的来意，告诫说：可能很困难，因为基本上各队人员都安排满了，你们三个人想插到一个队，难!不过，既然来了，明天去各处碰碰看吧。
大家的肚子早都饿了，于是起身去他们的厨房做饭。岂知又为难了：没柴禾!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和维哲到不远处的场上从大麦垛子上抽了两大抱麦秸秆，等回到厨房时凯林已经把面条快擀好了。
做饭我们都是行家里手，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面条被六个人很快吃了个精光。而后回屋俩人一个被窝，谝着谝着就都睡着了。
经过了两天的奔走，把茶坊大队和沐河大队所有有知青的小队跑遍了，连最边远的、不是同班同学的小队都去问了一遍，令人彻底失望了。
同学们的热情接待虽令人难忘，但爱莫能助，找不到一处可安身之地，原先还心存侥幸，想着也许会绝处逢生，可现实却是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无奈之际，我们仨人还曾合计到县城去找一下知青安置部门，叫他们给帮忙安排，但思前想后，觉得不现实， 还是决定放弃。
历经几天的奔波，我们才弄明白了，任何一个生产队的插队名额都是上级的政治任务，摊派下来都是有计划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在地少人多的贫困山区每安插一个人，都要硬生生地从全生产队农民的总口粮中分走一份，国家对农民则没有任何补贴。安排知青是要让生产队做出牺牲的，落实到各队的指标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看来不能怪谁，只能怪我们自己不懂事，自以为是，犯了自由主义，落个这结果，想想也是活该!
折腾明白了，赶紧偃旗息鼓，这下没辙了，只有回清油河。
“不忘初心”，还去原来的‘’清油三队‘’!
在我的记忆里，民间流传着许许多多、据说还都大有来头、自古以来的名言警句，比如什么:无毒不丈夫，忠孝不能两全，忠君爱父，不为二斗米折腰，兔子不吃窝边草，等等，多了去了。
我一直对这一类的话有疑问，觉得有些言轻一点儿的属于是非不分，有些却是胡搅蛮缠、封建思想严重甚至还挺恶毒的。比如:
‘’宰相肚里能撑船‘’，却又‘’有仇不报非君子‘’。
告诉你‘’车到山前必有路‘’，却又嫌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叫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却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一边儿鼓励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却又说:‘’爬得高，摔得重‘’!
一面教育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面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有时候教你想开点儿:‘’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会儿又叫你发飙;‘’狭路相逢勇者胜‘’!
先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却还有‘’百般无用是书生‘’。
可以夸奖你‘’出淤泥而不染‘’。也可以说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边儿教你宽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边儿又叫你小心眼儿:‘’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中华文化，真是太博大精深了，咋说咋有理，哈哈!
再比如:‘’大丈夫能伸能屈，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却又说:‘’宁折不弯真好汉，大丈夫不为二斗米折腰‘’。
那当一回‘’能伸能屈的大丈夫‘’，为‘’二斗米折一下腰‘’倒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还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又有‘’开弓没有回头箭‘’。
既有‘’兔子不吃窝边草‘’，又有‘’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不是把人闹糊涂了？如果既不损人又能利己，眼前有光到底是能借还是不能借?
我们这一次弄了个“车到山前‘没‘有路‘’，那就只有‘’不撞南墙不回头”了。
常言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我们不认这个理!应该是从哪儿跌倒了还从哪儿爬起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不对?呵呵!
我们仨一边往回走一边合计，弄到了这个地步，怎么有脸再去三队?
按我的想法，不管那么多，先硬着头皮回到清油七队落下脚再说，但他们俩都不同意， 还是听了维哲的建议，直接先到公社去找到老杨再说。
还是这个主意好，结果出奇的好!老杨看我们仨灰溜溜的样子，问明了情况，又好气又好笑。他先批评了我们的无组织无纪律，不请假不打招呼就往富水公社跑了一趟，以后离队出门都必须要请假方可等等。要我们记住教训，保证下不为例。我们仨只有连连点头称是。
(网络图片图文无关)
老杨看来很理解我们的难处，说:“这样吧，趁着还来得及，你们赶紧去把行李偷着拿到公社来，我去通知三队的人来接一下你们，算是给你们个台阶下，以后到了队上好好干活儿，自己把面子挣回来。”我们仨还能说啥，除了感谢，就只剩下立即执行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
我们把社会中的有些事想得太简单了。这一场我们自导自演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这可以算是我们来接受"再教育"的 课吧。
作者：宋亚南，男，陕西西安人，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治金部商南铭矿”工作，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