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这个新西兰人来到中国，一待就是60年。他为中国革命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中国十大国际友人”。他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一月的基督城（新西兰第三大城市），阳光明媚，正值盛夏最美之时。
行走在基督城一片灰色大理石的英伦建筑中，随处可见古老的历史痕迹。路过一座大堂，彼时阳光斜照，大堂的黄色瓷砖堂堂发亮，我坐在白色藤椅上，瞥见了一个小铭牌：
大意是中国的老朋友兼人道主义者RewiAlley先生，曾在至年间就读于此。
认识白求恩、埃德加·斯诺的中国人有很多，但RewiAlley（路易·艾黎）这个名字则很陌生，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随着我进一步的了解，我发现对于这位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新西兰人，我们知道的都太少。
▲路易·艾黎肖像（teara.govt.nz）
年12月2日，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这是路易·艾黎诞生的地方。
艾黎的家中充满知识分子的气息，父亲是一名校长，母亲则投身新西兰的女权运动。
这种济世精神影响了艾黎一家的人生轨迹，他本人及其兄弟姐妹皆投身在新西兰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中，而路易·艾黎的大哥Eric则在一场战争中英年早逝。
▲路易·艾黎于年参军（奥克兰博物馆藏）
兄长殉国的阴影没有阻止路易·艾黎在年参军的步伐。他被派往法国援助一战，并凭借其英勇获得了一枚勋章。也就是在军旅生活中，他接触了援法的中国劳工团，冥冥中开启了他与中国的缘分。
年轻时的路易·艾黎也像其他男子一样崇尚战争，但他随后便认识到：破坏性的战争终归不是正途，他应该参加到其他更有建设性的事业。
战后回归祖国的艾黎过上了典型的新西兰人的生活：他和老同学合伙买了一个农场，种地牧羊。然而那时羊毛价格正处劣势，他并没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年，艾黎在莫瓦蒂亚牧场
6年的农场生活，让艾黎感到“孤单与挣扎”，在看到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后，决定再谋出路的他萌发了“要去中国目睹新的革命”的想法。
年12月，他把农场留给了新婚的老同学，只身前往中国，这一去便是漫漫的60年。
年4月21日，中国上海。路易·艾黎走在车水马龙的外滩，好奇地张望。
我试着想象他作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就像华人在海外遇到的一般：陌生的文化，缺少归属感等。但他还是找到了虹口灭火队员的工作，努力工作之余还学习中文，试着融入当地生活。
艾黎的努力没有白费，一路从督察做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的首席工厂视察员。他认识了一些左翼作家如埃德加·斯诺克、安娜·斯特朗等，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在目睹了上海租界诸多不公平剥削后，他心中的那股济世精神重燃了起来，其中既有原生家庭和左翼工人运动的影响，也有他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遐想。
▲上海租界工部局公职期间的艾黎
艾黎的第一步行动是改善中国劳工的生存与工作条件。在看到当时缫丝业童工们饱受折磨的惨状后，他奔走其中，使得租界内的缫丝厂减轻了工人的负担；他还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以研究他们铬中毒的情况；调查纱厂工人的人身自由，对那些剥削工人并罔顾其安全的工厂主施压。
艾黎还参加了许多赈灾工作。从到年，艾黎一直在绥远、湖北等发生天灾的地方发放救济粮食。
期间他还收养了一个养子Alan。Alan回忆，艾黎喜欢带他在乡间一起散步，有孩子跟在后面大叫“高鼻子”“洋鬼子”，Alan气愤填膺，但艾黎却宽慰他：“别怪他们。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就被外国殖民者压迫了近百年，所以他们还分不清外国人中的好人与坏人。不必生气，让他们叫吧。”
在收养了Alan之后，艾黎又在武汉收养了另一个男孩Mike。他一生收养了很多中国养子，这种以德报怨的大爱精神一直贯穿他的一生。
▲艾黎一生收养了许多孩子。这是年艾黎（左一）和养子Alan与Mike在公园的合影（新西兰图书馆收藏）
年，在北风萧萧的武汉，刚从欧美旅行回来后的艾黎有些不安。
时局突变，繁华的上海租界惨遭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一夜间成为“孤岛”。战争炸毁了无数工厂，工人们失业。百业凋敝，局面危急。
此刻的艾黎认识到：如果不展开经济自救，中国将输掉战争。于是他召集了一批有识之士，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虽然国民党方面态度冷淡，但艾黎受到了宋庆龄的待见，及美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
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终于在年8月5日于汉口挂牌成立。
工合的目的在于组织小型自立合作社，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继续生产商品以支持全国抵抗日军与日货。在建立初期，工合的人员和资金紧缺，全靠艾黎倾囊支持。这场大型的经济救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一本杂志这样描述：
工合的优势很多。这些工厂可以转移，容易掩饰且易于安置，不像大型工厂那样容易成为日本轰炸机的目标。它们提供了军事需要，而中国没有其他可以如此高效地生产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它们为大量西迁的难民提供了工作以期维持救济。工合激发了这些小镇的社会活力。
在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数量激增，从东部的武汉、上海发展到西部陕西的宝鸡、凤县，工业产量也大大提升。加上艾黎在海外的大力宣传，协会获得了大量的海外捐款。艾黎对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年12月，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协助培黎工艺学校搬迁。
早在工合运动期间，艾黎就对中国年轻人进行合作社所需技能的培训，后来开始办学，其中一所位于凤县的学校在乔治·霍格（GeorgeHogg）的领导下欣欣向荣。但因当时学校受到日本人的武力威胁，艾黎于年12月辞去工合职务后，协助学校迁往山丹，并命名为“培黎工艺学校”。
▲培黎工艺学校。图片来源：NeedhamResearchInstitute
年7月，年轻的霍格校长因破伤风去世，深受打击的艾黎开始接任校长。艾黎遵循他的导师约瑟夫·贝利（JosephBailie）的原则，鼓励学生“创造和分析”，强调团队合作和自律精神，融合工农业技能的学习。
有学生回忆，当时学校条件非常艰苦，艾黎带领着孩子们一起干农活，“建设学校”。这对早年务农的艾黎是再普通不过，但在孩子们看来，这位以身作则的校长是真正的榜样。艾黎也曾表示，在培黎学校教书是他“最快乐、最富有成果的岁月”。
艾黎在年解放后继续在学校教书，直到年搬去北京。培黎学校及其“创造分析”的精神仍扎根西北，流传至今。
▲教书中的路易·艾黎。图片来源：AlexanderTurnbullLibrary
年春，北京，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小楼里。阳光斜照进窗，照出木柜满满的书影和一位老人的轮廓。黑白格桌布上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英语电台，艾黎正在享用麦片和橙汁，这是新西兰人喜欢的早餐——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艾黎在这里一住便是29年，他的生活简单得近乎单调。
我一直觉得艾黎是孤独的。在他漫长的社会运动中，不少人称他为“救世军团光杆司令”，连好朋友埃德加·斯诺也曾不理解他；作为外国人，他在中国肯定没少遭受偏见与误解。
艾黎终身未婚，养子们尽心对他。只是有时候，这位老爷爷应该也会感到寂寞吧。
▲晚年的艾黎尽享天伦之乐（新西兰图书馆收藏）
也或许是这种孤独，激发了他博爱的济世精神和晚年无穷的创造欲。
他在北京醉心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翻译中国古代著作，时不时还给当时的新西兰大使担任顾问——当时新中两国才开始建交，对中国毫无了解的新西兰大使遇上见多识广的艾黎简直如获珍宝。
这种发挥余热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年。那一年北京的寒冬，艾黎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生日后，生命定格在12月27日。
▲晚年的艾黎和中国孩子们在一起
我时常想，基督城和北京隔着一个半球，但那天下午在大堂的阳光，多么像我在影像中的艾黎家看到的，那样温暖又强烈。
若时光能穿越，我多想走近他的书房，坐下来和他聊一聊，就这样度过美好的一天……
作者：粽尼